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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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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5 08:05: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永存
                                              节选自《论毛泽东主义》一书

                                                                 项观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在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实践,毛主席称之为:“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毛主席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说得对。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在毛主席为党制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指导下的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灵魂就是阶级斗争、就是继续革命。
    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都会留下伟大的原则,也会留下无尽无休的争论。这是合乎规律的事情。用一句通俗的老话来说,叫做: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我们有我们的阶级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分析、认识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已经为我们做出表率和先导。在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几乎可以看作是政治遗嘱的“重要指示”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留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一份宝贵遗产。从今天的历史条件出发看问题,要发动、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在他的最后岁月里,曾经提议邓小平领头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但是被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做一个总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毛主席为什么提议叫邓小平领头去做这件事,毛主席自己没有解释。照我的理解,一是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二是让邓小平这位曾经被打倒的二号走资派去做这件事情,既有考验的意义,又有防止日后翻案的意义。邓小平拒绝不是偶然的,正因为不是偶然的,所以接下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不是偶然的。再接下来,在邓小平领导下,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否定毛主席、否定建国后毛主席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特别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当然也更不是偶然的。
        可见,怎样认识、怎样总结、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一场阶级斗争。
        我们今天,就是要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也就是要从和修正主义头子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或者说走资派们对立的、斗争的立场上,去认真地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不会采取简单的“对着干”的思想方法,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邓小平也讲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讲实事求是,甚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但是,他不懂得,能不能从实际出发,能不能实事求是,还有一个主观认识方面的问题,这就包括阶级立场的问题、思想方法的问题。他、以及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问题恰恰就是出在阶级立场上、思想方法上。
        毛主席在回答李宗仁的提问时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靠总结经验吃饭。在别的场合的别的讲话中,也反复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靠真理吃饭,靠科学吃饭。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一定采取这样的科学态度。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永存

        
    正像巴黎公社留下的重要的历史经验,成为巴黎公社原则而永存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成为留给我们的永存的文化大革命原则。文化大革命原则是巴黎公社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肯定文化大革命原则,捍卫文化大革命原则,继承文化大革命原则。
    对社会主义社会依然会存在着阶级斗争有一个认识过程,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最初,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是看到了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导致了必然存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逐步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发生变化。
        作为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反映,就是诞生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展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原则,将会重新发挥它的伟大的历史作用,重新展现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1)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的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经验证明,在战胜了拿枪的资产阶级阶级敌人之后,无产阶级面对的会带来复辟资本主义危险的资产阶级阶级敌人,已经转化为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集中体现的党内资产阶级。而且,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经验还证明,党内资产阶级的最大危险、最容易带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则是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
        所以炮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则。
(2)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是通过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实现的。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经验证明,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主要地集中地体现在他们所要贯彻的路线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正是基于这个规律,文化大革命中反对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最终都体现在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路线和修正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之间的斗争上。
        文革十年,检验了这个原则。文革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更进一步检验了这个原则。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个道理,对于搞社会主义或是搞资本主义,都是同样适用的。
        文化大革命原则留下的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进行反对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须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进一步地具体地最高地体现。
        从文化大革命当时所经历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为了保证一条正确的马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路线得到全党、全体人民的正确理解和坚决捍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正确路线的具体内容必须在理论上、政策上给予科学地充分地说明和具体地可行地规定。
        这样提出问题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之所以分为两派,其中有一个原因(不是全部原因),就是对于本单位的当权派,到底是不是走资派,在认识上发生分歧。对于走派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家并不清楚。《十六条》中,虽然把干部分为四类,但是,在什么样的当权派属于第四类、也就是是不是走资派这个问题上,还是标准不清楚,政策界限不明确,因此发生分歧,以至分成两派。这个问题,甚至贯穿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之中。到后来,实际上只是以是不是有历史问题,是不是叛徒、特务等等为标准,去决定打倒,还不是打倒,并不是以是不是走资派去打倒。刘少奇是以“历史问题”打倒的,邓小平是以“没有历史问题”解放的。而历史最后告诉我们,邓的真正问题恰巧在路线,在他是一个真正的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这是一个至今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历史教训。要想真正理解、特别是要想真正把握住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恐怕我们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3、必须警惕、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
        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领导下,成功挫败了林彪集团试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但是,在毛主席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却成功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这个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警惕、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
        这种危险性,是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矛头、阶级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的修正主义,特别是指向中央的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相关联的。
        俗话说:狗急跳墙。面对残酷的尖锐的以向走资派夺权为政治目的阶级斗争,不甘心灭亡的走资派会发动反革命政变,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规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必须警惕、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这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
        说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准备发动政变,这是走资派为自己发动的政变找借口。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走资派、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随时有可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认识、警惕和准备做得不够。
        从正面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一个重要原则。从反面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我们放到后面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教训的题目下继续探讨。
        (4)、劳动人民群众必须关心国家大事,直接参加管理国家。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发出过这样一个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又说过:“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群众发动起来了。”还特别说到,过去群众凑在一起,总是讲一些家常话,可是现在在一起,都是在谈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群众这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在毛主席看来,劳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利。
        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具体化。工人阶级要想获得自己的解放,首先就要从思想上觉悟起来,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而这种阶级的觉悟的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从关心个人的小事,认识到要关心国家大事。可以说,一个人关心国家大事的程度,是一个人思想觉悟程度的尺度。只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真正从思想上觉悟起来,也才能实际参加国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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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5 08:08:11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国家大事,就是阶级的大事。关心国家大事,就是关心阶级的大事。只有劳动人民阶级都自觉地关心自己所属的劳动人民阶级的大事,劳动人民阶级才有可能为了一个共同的阶级利益、阶级目的团结起来,挺起胸膛,昂起头颅,臂挽着臂,去进行阶级的革命,没有政权去夺取政权,有了政权去巩固政权,最终实现阶级的解放。
        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实是,正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普遍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才为中国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宝贵的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物质力量。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的大学,是这所革命的大学,使我们能够经风雨、见世面,特别是那些曲折的残酷的以“挨整”为形式的阶级斗争,是最好的教科书。正是失去自由,才知道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意义。十年文革,十年大学。它使我们刻骨铭心地懂得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理。从这个意义上看文革,它的确起到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在中国的这场坚忍不拔、持续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斗争。对比“苏东剧变”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用一句过去常说的、但又非常正确的话说就是: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原则,在今天,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为什么修正主义头子们能够得逞于一时,为什么修正主义路线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还不就是因为我们劳动群众没有或者不敢去关心国家大事,不敢去进行抗争,个别同志的英勇反抗,必然地遭到残酷镇压,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谈不上去发动、去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了。于是,就必然地会发生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一看似奇怪、实则不怪的历史悲剧。
        我们每个人对国家大事的淡然处之,导致了我们整个阶级的整体的软弱,也就必然带来了统治阶级的貌似强大。
        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要重新激发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具有的那种激情和勇气,为了阶级的解放,去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去为解决国家大事,而英勇地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
(5)、“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所体现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
        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管理国家,要有民主权利作保证。如果没有民主权利做保证,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管理,只能流于一句空话,是不可能落到实处的。
        革命导师都对这个问题有过很精彩很具体的论述。
        列宁批评资产阶级宣布的民主权利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没有具体的可以实行民主权利的条件。例如,没有集会的场所,没有印刷、出版的机构,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为了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就要解决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民主权利的具体条件,例如,就要把最好的剧场,提供给劳动人民,作为自由集会的场所;把最好的造纸厂、印刷厂交给工人,作为自由出版印刷物的机构。
        毛主席这样的论述就更多了,我们也更熟悉,总是反复强调要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如果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会垮台。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更是坚决支持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支持群众以“四大”为武器,去反对有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去反对一小撮走资派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去反对修正主义头子炮制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特别是突破了走资派动辄给敢于向党的领导干部提意见的群众带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桎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六、七月份,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下,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高等院校都发生了给敢于起来造反的学生,带上了“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等等各种名堂的大帽子。毛主席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毛主席支持了1966年6月《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并在后来(8月5日)特别加了一句:“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毛主席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支持和所加的这段话,作为“最高指示”,一下子传遍全国。其政治意义在于,它以毛主席的权威,一下子把长期以来束缚、压制群众政治枷锁打碎了,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获得了一次思想的解放,言论自由的解放。“四大”就是这样来的。这也说明,“四大”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时,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下,全国各地、首先是大、中院校,设立了大字报栏、大字报区,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时被形容为“是一发发射向修正主义头子的炮弹”,而毛主席还亲自带头于1966年8月5日写了一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大概是在8月25日流传到全国各地,震动很大,许多地方的大学生都受到这张大字报的鼓动,奋起造反,因而发生了“8 25事件”、“8.26事件”。)毛主席对大字报这种形式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干部实行监督、直接参与对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形式。
        后来北京出现的著名的“西单墙”应属大字报这一形式的尾声。接着,原本利用“西单墙”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的邓小平,看到有人开始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要求政治现代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这就违背了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目的,因此,立即进行残酷镇压,废止“西单墙”。
        本来写进宪法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被彻底废除。不仅在修改宪法时,修掉了这一条;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更完全否定了这一条。
        但是,这恰恰证明,这些民主权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直接管理国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不可缺少的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谛所在,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真谛所在,是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所在。
        那一场场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不仅体现了集会自由,更体现了广大群众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而且,通过这些群众大会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对走资派的批判,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政治水平,为广大群众直接管理国家创造了条件。
        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集会自由的根本目的。
        现在,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统治下,连较多的人在一起吃顿饭,都会惊动专制工具来过问,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允许集会自由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1967年,当着广大人民群众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前派实行造反有理的时候,那些群众自己印刷的小报、传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真是一个火热的实实在在的出版自由的现象。
        出版自由意味着通讯自由。正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的通讯形式,把全国革命人民群众都团结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共同采取积极的行动,向走资派做斗争。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获得的出版自由。正是这个伟大的革命实践告诉我们,出版自由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具有何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从今天的执政者对于网络、信息交流的严加控制,也从反面给了我们足够的历史教训。
        权利和权力是相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是和无产阶级专政相统一的。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必然。
        从马恩到列斯,在指导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一再强调要首先争得民主,其根本的意义就是因为,尽管这种斗争所争得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是,正如列宁所说,这毕竟是通向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捍卫无产阶级的民主的权利,就具有了更高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
        可见,学习、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是今天,依然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
        (6)、自由组织各种形式的战斗队、群众组织所体现的结社自由。
        自从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一百七十多年来,这个口号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战斗的口号!团结的口号!
        1864年,当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在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就谆谆告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3页。)
        看起来,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它又是一个十分深刻的真理,而且并不总是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深刻认识、深刻理解的真理。而不懂这个道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数再多,也不能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
    要想团结,要想联合,就要有组织。这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国工人阶级组织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部著名著作中的结尾处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大家都喜欢背诵马克思所讲的“物质力量要靠物质力量去摧毁”,都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而革命导师告诉我们,这种物质力量的获得,这种暴力的获得,只有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实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是最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最强大的暴力革命的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组织”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唯一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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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5 08:09:07 | 显示全部楼层
       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看问题,争取“结社自由”,也就是争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政党组织起来的自由,对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具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伟大的“演习”和伟大的创造。
        从最初的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到随之而来的各行各业的广大革命群众的各种形式的“战斗队”、群众组织,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尽管最初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阻碍、甚至镇压,但是经过广大群众的坚决斗争,特别是获得了毛主席的亲自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权利最终被确立下来。上海“安亭事件”中,上海工人最终获得了组织“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权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当时,安亭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同志作为中央文革派出的代表到达安亭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同志顶着上海市委领导的压力,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签字同意“工总司”为合法工人群众组织。这对于当时越出教育界,让广大工人群众都有权组织战斗队、群众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有突破意义的。张春桥同志回京后,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表扬。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广大人民群众到底有没有权利遵循宪法“结社自由”的规定,可以自由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以便行使自己关心国家大事,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这在当时还是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肯定了、落实了人民群众有权自由结社,自由组织各种形式的革命群众组织,直接去关心国家大事,直接去参与国家的管理。
        这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一个重要原则,讲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离不开这个重要的基本的革命原则。
        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如果无产阶级连自由组织自己的阶级的组织的权利都没有,哪里还会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绝不是个人进行的斗争,而是整个阶级进行的斗争。正像第一国际宣言中所讲的,无产阶级的数量上的优势,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变成现实的优势。如果只是进行个人的反抗,就没有这种优势的存在。要想实现这种优势,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变成现实的足以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物质力量。文化大革命证明,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群众要想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也需要组织,也需要以组织为形式体现出自己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能否进行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广大革命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群众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创造,对于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的活动方式的创造,都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宝贵遗产。它不仅是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必要的条件,更是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必要条件。
        不管在哪种历史条件下,必须清醒地看到,没有组织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这个道理,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导师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留下的宝贵的教导,特别是他们留下的几本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著作,依然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争取更多地更好地弄懂、弄通其中的道理。
        (7)、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既然实质上是政治大革命,理所当然,这场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政权问题。
        这一点,主要就体现在“一月革命”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上。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本地、本单位确实存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这场夺权斗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一场伟大的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最为宝贵、最为核心、最为主要的一项原则。
        这当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向走资派夺权。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是指挥这场夺权斗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这场夺权斗争的可靠支柱。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及时纠正了有些地方的军队实质已经介入文化大革命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问题(这并不偶然。随后的斗争继续反映着这一问题的严重存在。)保证了夺权斗争的顺利展开,以及后来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产生。
        这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胜利是有历史前提、历史条件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在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有的同志简单地认为还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忘记了文化大革命赖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是一个错误的幻想。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这个原则,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这一原则的最根本的意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联合起来,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向走资派夺权。
        这就是说,能否实现革命夺权的前提是人民群众必须起来,而且必须团结。毛主席当时看到全国各地掀起的“一月风暴”,一再高兴地说,只要人民群众起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回上海领导一月革命,临行前,毛主席对他们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其中说到: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上海大有希望了(张春桥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并通过电视,向全市人民做了传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思想。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还要靠物质力量去摧毁,而最根本最强大的物质力量就是来自于人民群众。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只要正确,就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掌握。而掌握了理论的觉悟的人民群众,就会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就能够挺起胸膛,抬起头颅,站立起来,从而转化为最强大的物质力量,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再次验证了这个真理,也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再次学到了这个真理,而且进行了一次实践的认真的演习。
        尽管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处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但是,不要忘记,只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了,就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就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可以和资产阶级专政对抗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可以消灭资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
        正如“第一国际宣言”所讲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在人数的优势这时将会转化为力量的优势。没有暴力工具,可以夺取暴力工具;旧军队可以瓦解,旧国家可以打碎,这才是对马列毛主义关于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正确理解,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革命原则、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的原则的正确理解。
        这样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革命原则,它的现实意义就非常清楚了,就可以明白,它依然是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必须贯彻的一个原则。
        (8)、国家机器的部分地不断地改善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重要步骤。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要求。
        清除走资派无疑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的必不可少的革命手段,它对于保证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这一宝贵的革命原则。
        同时,还要认识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还有一项更为深刻、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问题。
        这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列宁经常地反复地提出的一个问题。列宁反复强调,由于俄国国情的落后,劳动人民文化知识、理论水平还比较低,还不能达到全体劳动人民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实行代议制,委托少数人去管理国家。在这种不得不采取的有局限的政治体制下,列宁反复强调,官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他一再告诫我们,只有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官僚主义才有可能不复存在,在有可能实现国家的消亡,才有可能实现向国家不再存在的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继承了列宁,发展了列宁,在建国后,不断地在实践中以不解决干群关系为杠杆,通过各各种形式,去逐步实现解决历史提出的这一课题。毛主席留给我们一句名言:劳动人民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的权利。
        文化大革命在劳动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改善国家机器,这个重要的根本的问题上,有伟大的创造,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宝贵的革命原则。
        从理论上说,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不断地部分地改善。在这个问题上,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革命时期,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一些极左思潮的干扰,主要来自青年学生、特别是一些高中学生。他们全盘否定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提出“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或者“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有的还说什么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要“打倒旧政府”,实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针对这种错误思潮,毛主席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对的,说部分改善,可以。为了爱护青年人,毛主席还特别引用列宁的那句名言:上帝是允许青年人在一定时期犯错误的。
        这种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部分改善,最突出地表现在革命委员会的创造上。上海在“一月革命”后所建立的新的政权,最初叫做“上海人民公社”。之所以这样叫,与毛主席在1966年评论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时,曾说过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有关。但是,1967年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向毛主席汇报上海“一月革命”的情况时,涉及到是不是要叫“上海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国家整个的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国家,今后是不是能叫中华人民公社?毛主席说,我看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你们回去和上海人民商量。这是革命委员会这一政治体制形式的来源,也是后来正式发表的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的指示的来源:“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它所留下的革命原则,在于它的内容。革命委员会是由革命干部、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构成的。它的革命意义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意味着向走资派夺权的胜利,意味着曾经部分被走资派篡权而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重新回到无产阶级手中,重新恢复了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成果,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部分的、但又是非常重要非常深刻的改善。
        这一新诞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革命群众代表作为“三结合”的成员之一,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革命干部、军代表本来就是国家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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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5 08:10:05 | 显示全部楼层
执掌者或支柱,而革命群众代表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则是一个伟大的新的创造,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的革命实践。革命群众代表主要来自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直到毛主席去世之前,他们一直担负着各级国家管理的重任,而且,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这充分证明了自马克思以来革命导师一再强调的,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国家。
        正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重要政治措施,所以,在后来的反攻倒算中,以所谓清查“三种人”,所谓“清除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基本都是针对革命群众代表而来的。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文化大革命原则的重要意义,应该是能够被大多数同志所理解和承认的。
        但是,还有更高、更重要的一层意义上的夺权斗争、也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部分改善,却常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缺乏正确的认识。
        这就是,以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为号角,在全国掀起的对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判和斗争,而最终实现了对这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夺权斗争。从中央的党、政、军各部门清除了最大的国家级的走资派,从国家政权的意义上实现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最高的中央的国家机器也得到部分改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代表、劳动模范人物进入党中央、人大以及其他国家管理部门。这些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后,依然拿原来的工资,不享受任何特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体现。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改善的又一重要特征,就是新的革命委员会,在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必须实现为人民服务,必须具备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改善,也留下了重要的原则。
        1967年6月7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简称《十条》),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件。
        《十条》提出,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都要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为此,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具体规定了十条:
  一是禁止给革委会的成员歌功颂德,禁止贴恭维革委会成员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二是未经集体讨论,革委会的成员不能代表革委会到处讲话;
  三是革委会成员出发或参加的群众集会不要迎送;
  四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五是革委会成员不得以个人名义赠礼受礼;
  六是革委会成员的名字,一般不登报;
  七是革委会成员要艰苦朴素,不准铺张浪费。因私事不准乘坐公家汽车;
  八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处理人民来信;
  九是革委会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和批评;
  十是革委会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小整风。
  当时,《红旗》杂志发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了这件事。全国各地许多革委会,都学习山东的这个经验。
        这显然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思想的制度化,也显然是巴黎公社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和今天的官员贪腐横行,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原则不是更加益于被人们理解和憧憬吗?
        讲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专制,越改越腐败。而文化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善,才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马列毛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起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作用。
(9)、“斗私批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如同毛主席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认真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演习”。正是通过这场演习,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几代坚定的坚持马列毛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
        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只要和苏东发生修正主义、发生“剧变”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在中国也发生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在中国,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倒下,并没有屈服,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只坚强的巨大的革命的物质力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伟大成果。可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有这样一只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存在。只要简单地和苏东一比较,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贯穿十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强调,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通过“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通过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培养自己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能力、政治水平。文化大革命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有可能做一个学者;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正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所“绿林大学”的学习,特别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反复摔打,终于把自己锻炼成了毛主席的一名忠诚的学生和战士。我想,现在许多坚定的出色毛派战士,都会有和我同样的感受。就是像李尔重、马宾、魏巍等老同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体会“斗私批修”具有两层意义。
        斗私,就是把自己放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去,不断地在批判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逐步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比较多地弄懂一些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例如当时办学习班,展开批判派性、克服派性的自我思想改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批修,一是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从而提高自身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二是投入批判走资派的实际政治斗争,从而提高自身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政治斗争水平。
        实践证明,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人的革命化,而人的革命化是社会革命化的前提,只有实现人的革命化,才能实现社会的革命话。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而且是一场思想大革命,是在最深刻意义上体现出文化大革命。
        (10)、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是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革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总是说,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乱斗一气,影响了社会生产,破坏了社会生产,以至于使社会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决定的。不值一驳。
        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对于这种错误观点的有力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但这并不等于这场斗争和生产、和经济无关,恰恰相反,政治统帅经济,政治领导经济,正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革命,带来了经济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所谓文化大革命导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人们早已弄清楚,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歪曲,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搞的捏造。个别情况下,在短时间内,生产活动受到干扰是存在的。但是,就全国总体而言,就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而言,经济不仅没有“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很大的成绩。
        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必然结果。“抓革命,促生产”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内容、有数字证实的历史过程。
        这里的“抓革命”,不仅具有文化大革命的一般内容,还有作为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具体内容。
        首先,对于修正主义经济建设路线进行批判,清算了在修正主义经济建设路线影响下,所搞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以及否定自力更生的“崇洋媚外”的等等修正主义的错误政策。
        其次,批判了在修正主义经济建设路线影响下,把旧社会资本家对于雇佣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搬进了社会主义企业,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搞“奖金挂帅”,甚至动不动就训人、整人,把干群关系搞得非常紧张。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工人群众的造反运动,以大字报为武器,把这一切资本主义的陈规陋习一扫而光。毛主席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很高兴地对这一革命过程表示赞赏。
        再次,经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工人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中去,真正实现了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落实。
        革命总是会解放生产力。文化大革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正是文化大革命,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巩固、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并且,由此极大地调动起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原则。
(11)、坚持上层建筑各领域里的革命,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产生后,就必然要求建立适应这种经济基础需要的新的上层建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我们常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正确的真理。
        但是,又必须看到,上层建筑并不仅仅是消极的、被动的,一种上层建筑的建立和存在,它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保护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而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上层建筑就必须是积极的、主动的。在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尤其是这样。在这样的历史变动时期,常常是上层建筑的命运,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命运。这并不难理解。历史的大变动,实质就是阶级的大搏斗。而阶级不过是体现着一定经济关系的集团。哪个阶级胜利了,就要建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以便保护自己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看到的是,上层建筑的命运,决定着经济基础的命运。可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社会。具体说、主要说,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激烈斗争的历史大变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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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5 08: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存在、能否巩固、能否发展,完全取决于上层建筑能否发挥它所应该发挥的历史作用。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上层建筑的成败,决定着经济基础的成败。
        这和革命导师所强调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是同一个道理。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掌握了政权,也就掌握了上层建筑,也就可以决定经济基础的命运。
        我们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大道理,无非是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所留下的必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坚持继续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
        上层建筑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政权是这个领域的核心。向走资派夺权,就是抓住了这个核心。抓住了这个纲,纲举目张。目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必须随之跟上,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做的。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启动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在继续进行这一革命,做了许多的工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理论界等等领域里都展开过这样的革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斗争,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和资产阶级的,包括修正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的斗争。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关于文艺届的两个著名批示,以及关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这种理论学科的批评、意见,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无非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一个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
        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一个宝贵原则,也是张春桥同志所写《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所着重阐述的一个原则。只有深刻认识这一原则,才能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内容和伟大意义,也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刻内容和伟大意义。
        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一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路线的问题,道路的问题,哪个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这就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里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里展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展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且,最终要落实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要害问题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它的伟大意义因此而永垂史册。

        限于我个人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我仅仅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这十一个宝贵的永存的原则。即便局限于此,已经可以彰显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历史贡献。
        这些原则是永存的,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群众的宝贵思想武器,它一定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中再次展现它的指导意义。它像一座灯塔,指引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地胜利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实际也是毛主席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原则,是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内容。
        正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切,不管我们曾经遭受了怎样的灾难、挫折和失败,我们都永远有理由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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